一八六九年，毛重一萬二千八百六十公斤的台灣茶，裝滿帆船兩艘，
由淡水出海，直航美國，在新大陸一「泡」而紅。
福爾摩沙台灣茶，台茶正式進入世界國際貿易體體系。
「福爾摩沙茶」行銷海外五十余國，締造北台灣的經濟發展，造就了大稻埕茶商，富可敵國的身家，和沿街酒家舞廳特種營業的興旺。茶商為了維持市面安定，在甲午戰後割台之際，使辜顯榮引日軍入城。
茶之為物，可以發身，可以怡情，可以創匯，可以政商兩棲。
如果細究台灣茶的外銷，那麼溯自十七世紀中葉，荷蘭領台時期，荷屬東印度公司的紀錄就載明，確有少量台灣野生茶出口，輾轉運往波斯市場。不過真正將台灣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國際貿易體系的，應自約翰・陶德親自打理的「福爾摩沙茶」(Formosa Tea)說起。那是一八六九年，數量二千一百三十一擔，每擔六十公斤，總毛重一萬二千八百六十公斤，貨裝帆船兩艘，由淡水出海，直航美國。扁舟歷時數月抵達卸貨港，福爾摩沙茶在新大陸一「泡」而紅。
約翰·陶德創立的「寶順洋行」(Dodd&Co.)從此大發利市，庇蔭了洋行裡一位華裔買辦李春生。他的傳奇事跡，載於史冊，說的正是台茶方興之際的景象：「李春生，厦門人，家貧，年十五學英語，閱讀報紙，遂知外國大勢。同治四年(一八六五年)遊台，為淡水寶順洋行買辦⋯···先是，英人德克以淡水之地宜茶，勸農栽種，教以焙製之法。以是台北之茶聞名內外，春生實輔佐之。既而自營其業，販運南洋美國，歲卒數萬擔，獲利多。」
寶順洋行勸農栽種、焙製，並攜帶寶島姑娘出國設攤參展，大力促銷於美利堅的福爾摩沙茶，就是百年來台灣的當家品種–烏龍茶。至於美國人是否學母國英吉利的作風，在微風輕拂的午後，煮一壺水沖泡，加糖加奶配餅乾來喝，史無明文，確實不知。倒是後起之秀，被《茶葉全書》的作者威廉‧烏克，譽為台茶經典代表作的「椪風茶」，喝起來宛如蜂蜜般的甘甜，英國女王暱稱之為「東方美人」。這茶又稱「白毫烏龍」，是台灣烏龍茶類中一種特殊的品系，但在國際市場上，所謂「福爾摩沙烏龍茶」(Formosa Oolong Tea)確曾專指這位名聞遐爾的美女。
一九六五年，台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出版了《台茶輸出百年簡史》，言簡意賅地說了一句話:「台灣茶業之能歷百年而不衰，除能臨機應變，隨時可製各種茶，迎合應國際市場即時之需求以外，具有良好之色、香、味、形，等品質之特性。」這話的前半段十分精准地描繪了，台茶在資本主義、帝國主義、殖民經濟和國際貿易全球體系當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她善於「臨機應變，迎合供應」。熟悉台灣外銷導向型中小企業的當代人，對這幾個字的涵義，體會再深刻不過了。
烏龍茶大行其道時，駐淡水的英國領事報告說，台灣的烏龍茶深得全美國的愛好，由其價格之高可以證明。飲用台茶成為美國的一種時尚，致使廈門與福州的烏龍茶不能與台灣競爭。
然而不出數年，市場突逢不景氣，各大洋行紛紛停止購買，一時大稻埕茶葉庫存堆積如山。怎麼辦呢？將茶運往福州，薰以香花，改製成包種茶，又可銷往南洋各埠。
甲午之後是日治時代，日本為保護本國綠茶的國際市場，殖民地的產業政策，遂不容其與母國發生競爭關係。於是日本當局抑制台灣烏龍茶的外銷，並從印度的阿薩姆引進大葉種茶樹，聘印度和錫蘭茶師前來，開發台灣的紅茶事業，致三井公司的「日東紅茶」極一時之盛，成為殖民地創匯的主要產業。二次大戰期間，台灣的包種花茶也因特殊政治紐帶，得以銷至滿州國，本地人的茶行，甚至遠赴天津、大連、上海，設立分公司。
二次戰後，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，百廢待舉，但茶園和茶廠復興最速，連續數年外銷實績第一，多少有助於穩定窘困的財務處境。隨即又因中方業者來台，轉移炒菁綠茶的技術，不出十年，台灣綠茶又取紅茶而代之，大銷北非摩洛哥等回教國家。待到中國低價競爭，則又引入蒸菁技術，改將煎茶銷往日本。
一百五十年間，台灣茶人從烏龍而包種，再改製紅茶、珠茶、煎茶，雖有興衰起伏，都能維持榮面，養活相關從業家庭，創造無數社會財富，甚至改寫歷史。 台茶最盛時廣銷全球五十四國，靠的若不是又柔軟又強韌的「二枚腰」，又豈能「歷百年而不衰」。說她善於「臨機應變，迎合供應」，誰又能曰不宜。
《台灣烏龍茶第一堂課》
《烏龍茶的世界》
陳煥堂老師著